鄉(xiāng)師校革命活動

1943年1月，與保持單線聯(lián)系的上級領導——川康特委委員馬子卿失去了聯(lián)系的中共內江中心縣委書記劉作先，應聘到位于隆昌縣城東郊羅漢寺的隆昌縣立簡易鄉(xiāng)村師范學校（簡稱鄉(xiāng)師校，今隆昌幼師前身），以教書作掩護，在教師和學生中秘密進行革命活動。

劉作先和蔣啟予按照周恩來在中共南方局提出的“勤學、勤業(yè)、勤交友”和“職業(yè)化、社會化、合法化”的“三勤”“三化”方針，根據(jù)校長喻銘勛崇尚陶行知辦學理念、熱衷于地方教育事業(yè)的特點，積極團結學校進步教師，推行勤儉辦學，建立起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和勞動學習高潮。讓俗稱為“相因稀飯”（鄉(xiāng)村師范的諧音）校的面貌大為改觀，贏得了校長的賞識和師生們的贊譽，為秘密開展黨的工作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

1944年9月，在璧山（今重慶市璧山縣）工作的共產(chǎn)黨員沈寄蹤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lián)系后，到沙坪壩開設書店又不幸倒閉，便來到隆昌縣投靠校友，受聘到鄉(xiāng)師校教書，并兼任《隆昌人報》編輯。

1944年冬的一天深夜，沈寄蹤因籌劃開展游擊戰(zhàn)正急于找到中共黨組織，向蔣啟予表明了共產(chǎn)黨員身份，從此，沈寄蹤和劉作先、蔣啟予便經(jīng)常在一起交流情況，分析形勢，共同研究開展工作，形成了一個中共臨時工作地下黨小組。

面對強大的反動勢力和反共浪潮，三人充分認識到作為教師，只有教好書，才能在學校發(fā)揮作用，從而打開革命工作局面。他們不僅“勤學”“勤業(yè)”，還“勤交友”，這使他們在學校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以此巧妙地把公開的合法斗爭與秘密斗爭結合起來，有理、有利、有節(jié)地打擊敵人。

鄉(xiāng)師校學生長期處在陳腐落后的空氣里，政治上比較幼稚。隆昌縣“三青團”干事林逢春利用兼任鄉(xiāng)師校軍訓教官的便利，蠱惑單純無知的青年學生參加反共的“三青團”，對鄉(xiāng)師校黨小組開展學生工作形成了阻力。為改變這一狀況，劉作先、蔣啟予、沈寄蹤向喻銘勛建議，創(chuàng)辦了“教與學社”，開展課外讀書活動，籍以擴大學生的視野，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青年學生在不知不覺之中逐步接受了進步思想，政治上逐步覺醒，追隨“三青團”的學生逐漸減少，甚至有的學生敢于公開與林逢春唱對臺戲。

“教與學社”的活動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注意和強烈不滿，他們進行了瘋狂反撲。林逢春公開打擊進步教師和學生，以宣傳共產(chǎn)黨主張、煽動學生對國民黨不滿的“罪名”，強迫學校解聘了進步教師尤烈才、何其凱，壓制進步力量。林逢春還向隆昌縣政府反映，說劉作先、蔣啟子、沈寄蹤有共產(chǎn)黨嫌疑。由于手無實據(jù)，加之劉作先他們得到校長信任，林逢春的陰謀沒有得逞。

鄉(xiāng)師校黨小組的工作得到了中共南方局領導的肯定，贊揚他們不是消極隱蔽待戰(zhàn)，而是站穩(wěn)了腳跟，把公開的教育單位作為戰(zhàn)斗的陣地，在隱蔽中積極開展工作和斗爭。1945年，鄉(xiāng)師校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組列為青年工作據(jù)點之一。

1946年春，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全面轉入“清共”“剿共”，局勢不斷惡化，“三青團”也加強了對劉作先、沈寄蹤、蔣啟予的監(jiān)視。為避免發(fā)生意外，劉作先、蔣啟予、沈寄蹤經(jīng)過商量，決定撤離鄉(xiāng)師校。雖然鄉(xiāng)師校黨小組被迫停止了活動，但經(jīng)劉作先、蔣啟予、沈寄蹤教育培養(yǎng)的學生，渴求進步，積極爭取迎接解放的斗志不減。

策劃準備上山打游擊

1944年底，日軍沿湘桂線發(fā)動進攻，打到了貴州獨山，四川大有淪陷之勢。黨中央指示南方局，除進行一般群眾和上層聯(lián)絡工作外，還應大力進行下層群眾工作，在大后方農(nóng)村建立可靠基礎，準備在日軍進攻四川時開展游擊戰(zhàn)。

沈寄蹤在璧山工作時，聯(lián)系了國民黨炮兵部隊中的一個名叫陳軍（又名陳威寧）的排長。當時，川東黨組織的鄒開蓮（又名鄒育明）讓沈寄蹤對陳軍進行政治教育。陳軍喜歡文藝書籍，思想傾向革命，沈寄蹤注重對他的培養(yǎng)，作為發(fā)展對象。

陳軍按照沈寄蹤布置的任務在部隊中團結了一批有愛國心的下級軍官和士兵，有了一定的基礎。此時，恰巧陳軍所在部隊換防到榮昌，駐扎在安富鎮(zhèn)。沈寄蹤到鄉(xiāng)師校后，隨即與陳軍取得聯(lián)系，向陳軍布置，要他做好準備，如果日軍攻人四川，就拉出一支人馬上山去打游擊。陳軍接受任務后，在所在部隊爭取了80余名官兵和他們手中的武器，做好了打游擊準備。

沈寄蹤剛到隆昌不久，沒有群眾基礎，如果找不到黨組織，要上山開展游擊戰(zhàn)困難很大。由于時局緊迫，沈寄蹤向蔣啟予談了游擊計劃，希望通過蔣啟予找到黨組織，蔣啟予積極支持，并在一起籌劃和準備。

后來，日軍從貴州后撤，形勢發(fā)生變化，上山打游擊的計劃沒有實現(xiàn)，陳軍脫離國民黨軍隊到了解放區(qū)。

保護革命母親肖禹

肖禹人稱楊老太太，從揚州嫁到淮安楊家，生四子三女，30歲時喪夫，獨自撫養(yǎng)7子女長大成人。肖禹一家是為新中國的建立而奮斗的英雄家庭。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肖禹受子女影響，毅然變賣家產(chǎn)，帶著全家離開老家江蘇到成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次子楊述帶著弟妹們奔赴延安。肖禹和長子楊道生在成都慷慨解囊租房，創(chuàng)辦成都戰(zhàn)時出版社和英文日報館，由楊道生任社長兼經(jīng)理，用以宣傳抗日救國和掩護中共四川黨組織的活動。中共四川省委經(jīng)常在此召開秘密會議，有時周恩來領導的中共長江局領導也來參加。肖禹為他們站崗放哨，提供茶水飯菜。與此同時，她還資助許多仁人志士奔赴延安或敵后參加革命，被大家親切地稱為“救亡母親”“革命媽媽”。

1940年，黨組織派楊道生轉移去樂山工作，不幸在途中被捕，1942年6月3日深夜被殺害于成都東門沙河堡。楊道生犧牲后，住在成都東門外的肖禹、楊道生的妻子汪惠芳及兩個孩子楊瀅、楊欣被特務嚴密監(jiān)視，經(jīng)濟來源枯竭，生活極其困難。1943年冬，劉作先、蔣啟予得知這一情況后，決定將肖禹一家秘密接到隆昌來照顧。

1944年4月的一天夜里，在中共成都黨組織的精心安排下，肖禹一行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乘坐一輛由黨組織特意安排的汽車，從成都秘密轉移到隆昌。劉作先、蔣啟予將肖禹一家接到縣城東郊羅漢寺鄉(xiāng)師校附近的方家院子隱居，并精心照料和保護了他們近兩年時間。

盡管肖禹的生活很艱苦，但她對青少年卻非常關心。她和藹可親，平易近人，常與進步師生談心，一道討論青年人應有的理想和抱負等。加深了青年們對共產(chǎn)黨的認識。肖禹還以孫兒楊欣的名義訂閱了《新華日報》，在進步師生中秘密傳閱，成為當時黨員們唯一了解黨組織活動的通道和師生們的寶貴精神食糧，增強了大家堅持抗戰(zhàn)的信心，增進了對抗日前線戰(zhàn)況的了解，提高了明辨是非黑白的能力，使“三青團”污蔑共產(chǎn)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欺騙宣傳不攻自破。

抗戰(zhàn)勝利后，周恩來通過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黨組織的聯(lián)系把肖禹找到，安排她隨中共代表團的飛機一起到了延安。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這樣寫道：“共產(chǎn)黨人肖禹……為黨興辦事業(yè)，愛子成仁而不顧，鐐銬在前而不屈，險巨備經(jīng)，忠貞若一”，中共直屬機關黨委對她評價：“您自己革命，兒媳革命，孫子又革命。您是好母親，好婆婆，好祖母，您是一個模范的女同志?！?/p>